很多人說老毛的時候沒有腐敗，有的貪污一點錢被處理，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我記得小的時候，父親曾經告訴我，全村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只有村長老婆，管糧食的兩個老婆生了小孩，其他的人沒有喫的，大人就喫不飽，怎麼能夠懷孕。
還有，我們村會計在特殊時期的時候因爲貪污被抓，小的時候問他，他告訴我，主要是派系鬥爭，別人查到他賬目沒有做平，如此就說他貪污了。
另一方面，若是你能夠給賬目做平，即使貪污再多，也是沒有問題的。
者或者是特殊時期時政治清平，沒有貪污的原因。
下面是鳳凰網報告，說明在老毛時代，到底貪腐多嚴重，大喫大喝多嚴重。
當然，我不是爲現在當政者開脫，現在當政者腐敗也非常嚴重，正如習所說那樣，到了亡黨亡國的邊緣。
要如何解決腐敗問題,那就是正確的監督，將所有權利置於公衆目光之下，進行公開監督。絕對的權利有絕對的腐敗，這句話沒有任何問題。
就像**，雖然貴爲領導人，只要貪污了，就要被送進監獄。
就像臺灣，或者像民國年間，所有官員都應該喫自己的，政府給他一定特別費用，用完了自己再掏腰包，用不完就屬於自己的。
只有從制度上進行改革，改變權力獨大的現象，只有這樣，我們國家纔有機會，我們纔可能抑制腐敗。
這或者是我們這些老百姓最**的願望啊。
各位網友，讓我們一起禱告吧。
毛zd在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說：“有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徵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
中共進城後大喫大喝現象初顯
毛zd此論其實並非無的放矢，因爲中共幹部進城時，大喫大喝的現象便開始顯現。比如，南京地下黨幹部就反映南下幹部與軍隊幹部中出現“不少官兵還不按規定購買車票，恃強乘車、購物以及不購門票，強行進入娛樂場所；少數晚來的幹部認爲自己沒有撈到好處，就伸手要求住好房子、坐好汽車，驕橫蛻化、鋪張浪費。進城後生活就開始腐化，帶頭搶房子，爭汽車，搶物資，要祕書，做官當老爺，追求享受，大喫大喝。”（《百年潮》2010年07期唐寶林文《1949年南京解放與反腐敗鬥爭》）
毛zd訪蘇回國途中領教大喫大喝歪風
建國初期，大喫大喝鋪張浪費的現象並非是個例，毛zd本人便親自領教了這種事情。據毛zd衛士李家驥回憶：“1950年2月7日，主席從蘇聯回來，到了哈爾濱。哈爾濱市委設宴招待，把最好的東西做給他喫，有熊掌、飛龍等。第一頓飯，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喫了。回到住地，主席對我說，這麼好的飯有沒有必要啊？沒有必要嘛！我們的國家這麼窮，搞得這麼豐富幹什麼！你去交代一下，從明天開始，還按我們在家的標準去辦後來到了瀋陽，飯菜比哈爾濱安排得還好。主席很生氣，接見幹部時專門講了這個事。”（《西安晚報》2006年8月28日刊商子雍文《革命就是請客喫飯》）
毛zd發怒發動“三反”欲遏制大喫大喝
“鋪張浪費”的現象在國宴中表現十分明顯，毛zd對此有過相關批評，他說：“接待宴會，大講排場，喫掉的還沒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費了國家的金錢和物資。他認爲宴會規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窩魚翅那些名貴的菜，花錢很多，又不實惠。有些外國人根本不喫這些東西。”（《北京青年報》吳德廣《國宴瘦身記》）建國初期，中共剛進城，面臨着複雜的社會形勢，如果說“鋪張浪費”是因爲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進攻，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但即使有毛zd的嚴厲批評和中共“三反”、“五反”運動的打擊，但都未能從根本上遏制大喫大喝的浪費現象。
1950年代後中國經歷了“三反”、“五反”運動，“喫喝風”受到以毛zd爲代表中共高層的嚴厲批評，但在具體的執行層面卻效果不佳。
“三反”後部分幹部仍熱衷於大喫大喝
據已故《文匯報》總編輯馬達回憶柯慶施的文章記載：“柯慶施的生活比較簡樸，除香菸不離手，偶爾喝幾口老酒外，沒有什麼更多的嗜好。成天開會，找幹部談話，也從不到賓館酒樓和娛樂場所。除了按規定，他享有一些煙、油、肉等特殊供應外，應該說他是廉潔的，不像有的領導幹部講排場，搞宴請，下鄉時大喫大喝。”（據《世紀》雜誌2011年第1期馬達文《我瞭解的柯慶施》）從馬達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柯慶施雖然相對廉潔，但部分領導幹部卻十分講究排場，熱衷於大喫大喝。
胡志明質疑中國的招待宴會太過鋪張浪費
據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所寫的《我反對神化和特權的代價》一文記載，1950年代中國的大喫大喝現象可謂普遍：1953年胡志明曾與戴煌閒聊時婉轉表達了對中國同志在招待宴請中的鋪張浪費“這幾年，幾乎凡是去過你們國家的越南同志回國後都說，你們招待外賓的酒菜極爲豐盛，都是些海蔘、魚翅、對蝦、鮑魚這樣值大價錢的。可是儘管賓主早就喫到齊脖子了，廚房裏還是照着菜單子大盤大碗地往上端，許多菜幾乎又被原封不動地撤了下去，不是很浪費嗎？
接待外賓後用剩餘款項大喫大喝
戴煌在文章在還記錄了他1956年接待蘇軍訪問團後，某軍事單位將剩餘款項大喫大喝的情景：這就是說，預算的經費沒用完，用不着再撤回國庫，倒可以拿出來大喫大喝。我因爲住院開刀，沒有參加這在接待蘇聯艦隊名義下的“最後的晚餐”，但同樣爲了觀察生活或不得不去的同志們事後告訴我，這“最後的晚餐”氣氛之歡騰和菜餚之豐富，也完全可以載入“史冊”：海蔘、鮑魚、對蝦、乾貝、猴頭、鰣魚、熊掌、滷鴿、珍珠雞一盤盤、一碗碗，目不暇接，最後還端上了一大盤、一大盤油光光醬紅色的玩意兒，驚得許多食客興奮地睜大了眼睛大生歡呼“烤乳豬、烤乳豬”對此戴煌說“誰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天上飛的，地上跑的，山裏臺的，水裏遊的，幾乎都‘兼’遍了！”（據《炎黃春秋》2013年第1期戴煌文《我反對神化和特權的代價》）
1959年到1961年被成爲“三年困難時期”，在農民口中爲“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就是在這樣的困難年景下，大喫大喝仍未完全消除。
1959年湖南省宴請主菜“雞湯煨魚翅”
湖南省委1959年宴請中央有關領導，主菜是“雞湯煨魚翅”。而此時全國副食產品已緊張到湖南省委有關領導爲毛zd身邊的服務人員們提供一些肥皁，就已經讓他們非常滿意的地步。（權延赤著《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如果說湖南1959年情況尚好，招待中央領導無可厚非的話，那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畫家巡遊團”則將災年喫喝之風暴露無遺。
1960年四川人沒得喫“畫家巡遊團”四川胡喫海塞
“1960年，傅抱石成爲中國美協副主席，9月25日，率領錢松、亞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粵、陝六省，開始爲期3個月2.3萬里紅色之旅。大饑荒中，各省接待並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資深畫家住套間、坐臥鋪，乘輪船一等艙；每到大城市，必連天安排觀賞戲曲、電影、博物館；沿途遊覽風景名勝，接待規格基本按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人大代表的標準，飲食較爲豐盛。”
“畫家巡遊團”的組員詳盡記錄了記憶深刻的沿途飲食。例如，在cd杜甫草堂一裝飾古樸的餐廳，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李亞羣請客，龍抄手、賴湯圓、香炸金糕、銀糕、肥腸粉、四川苕餅、醉魔芋、鍾水餃等等，“共端上來20餘種小喫。初喫狼吞虎嚥，後來摸着肚子喊喫不下了，但還是往上端”
1961年葉聖陶內蒙古之行熊掌與“飛龍”兼得
無獨有偶，葉聖陶在日記中也記錄了1961年的內蒙古之行，飲食可謂極爲豐富：7月31日團到達海拉爾，赴宴，“菜甚好。有禽名飛龍，其肉視山雞更嫩。有甲魚，昨在哈爾濱嘗食甲魚，不意北邊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餘不能嚼之。賓主互勸酒，餘飲稍多”。同時，“有政協組織之六十餘人在此，到已將一月，其中熟友頗多，元善夫婦、頡剛夫婦亦在內。”8月6日倫池，“晚餐又是盛宴。勸飲而外，座中客起而吹奏歌舞”。（摘自《書屋》2005年第9期朱東潤的“蝗蟲”之喻作者：王昊）
三年困難時期基層幹部喫喝風氾濫農民嗷嗷待哺
相比於高級幹部和畫家這些“特殊人羣”，三年饑荒時期的“喫喝風”在基層幹部中更爲嚴重，據福建永定縣誌記載：1959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社員發生斷炊，過春節時連口糧都喫不上；1960年春有些地方發生浮腫病，領導還錯誤地認爲是氣候不好，不敢正視糧食問題對於羣衆的疾病、死亡和死亡家屬的生產生活困難沒有很好地幫助解決，卻大開現場會，大喫大喝大浪費。
張樂天也回憶了他瞭解到的基層幹部在三年困難時期大喫大喝的現象。“實際上，只有在底層你才能真正體會到，後來“四清”是能夠搞得起來的。原因就是1960年餓死人特別嚴重的時候，幹部還可以開小竈。我在底層的訪談中就聽到，有幹部燒了一塊肉喫，喫完了把骨頭丟在地上，農民爬到地上去撿。”（《東方早報》2011年12月11日b02版，張樂天談底層視角的現代史）對於此種現象，原四川省巴中縣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直言：“我是管農業的，雖然巴中縣比其他縣死人少，但也有責任，爲何沒餓死官，都死的老百姓？”（《經濟觀察報》韓福東文《躍進悲歌》）
特殊時期時期，中國本已形成的制度被大範圍破壞，轟轟烈烈的“特殊時期”卻沒能革了大喫大喝的命，公款喫喝更是一種普遍現象，**等人被打倒後都有資料稱他們的生活較腐化，最典型的當屬***********宴請“小兄弟”三個月二十餘次
上海市委招待處五位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曾回憶說：“****1975年夏天來上海三個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級別墅，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喫山珍海味，名菜佳餚，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麼魚脣、鮑魚、乾貝、海蔘、蛤蜊、鵪鶉、野味***經常設宴請他的‘小兄弟’、親信喫喝，三個多月就請了二十多次。他以視察爲名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事先安排喫喝，要人家準備名酒名菜，每到一處都大喫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醜態百出。”
基層幹部的腐敗上山下鄉敗壞社會風氣
那麼，基層幹部在“特殊時期”中有沒有胡亂喫喝呢？事實上案例很多，法國學者潘鳴嘯接受鳳凰網知青頻道採訪時說：“很多人現在有一種幻想，認爲毛zd時代中國沒有腐敗，社會風氣很好，這不是事實。“上山下鄉”運動破壞了社會風氣，因爲那麼多人想回城，父母想幫孩子回城，而且不可以公開地說，那就找一些辦法來解決問題，就變成了腐敗。”
擁有權力的小隊長鬍亂喫喝成爲慣例
同樣的案例在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印證：來了客人，家裏有了匠人，桌上的菜當然要好一些。所謂請隊長來“陪”，當然是請他來享用這自己也捨不得動筷的好菜。這隊長還不是“隊長”時，是滴酒不沾的。當了隊長後，硬是讓家家戶戶“請”，成了一個酒癮極大者。酒癮極大的隊長，每喝必醉。醉了則大發酒瘋。那時上海產的“飛馬牌”香菸，是僅次於“大前門”的好煙。隊長在醉後，往往嘴裏叼着“飛馬”，將一個漢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顛動着，叼着煙的嘴，連聲喊着：“飛馬、飛馬”有時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請他來喫喝的人。每當這時，最興奮的是孩子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難得的娛樂。（據《隨筆》2010年第1期王彬彬文《回首“特殊時期”說腐敗》）
重新審視毛zd時代，說當時沒有大喫大喝的浪費現象絕對是不準確的，事實上，在那個時代不但有喫喝風，而且比之當下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明領袖與羣衆運動禁絕不了胡喫海喝
毛zd屢次想糾正這股歪風，甚至發動羣衆性運動，但最終都未能完全制止大喫大喝的現象。事實證明，單靠一個人的英明神武，靠一兩場全民運動無法從根本上遏制官員的“喫喝風”。
禁絕“舌尖上的浪費”完善的監督制度纔是關鍵
要讓官員管住自己的舌頭，讓官員控制住自己的嘴，最重要的不是規定公務接待必須幾菜幾湯，而是要提高“胡喫海喝”的風險，用制度和監督去監管他們，讓懷着“不喫白不喫”念頭的人知道亂喫的後果。本質上，只有權力被束縛，只有官員真正接受民衆監督向納稅人負責，才能從根本上止住“舌尖上”的浪費。如此，“喫了不能白喫”才能真正成爲“高壓線”，“三菜一湯”也才能真正得以實行。